人学 - 论外遇
论外遇
［美］劳伦.波兰特 著
单正平 译
“我没想到会这样”，是外遇的秘密悼文。外遇发生时只要极少的神情姿态暗示，双方即可沟通；但细究起来，此种沟通的根本品质却是娓娓动听，言简意赅。而且它有这样的愿望：叙述一个起初两情缱绻，终又各奔东西的故事。这种故事发生在我们熟悉而又令人愉快的朋友、夫妇和家庭结构之中，得到了被压抑而又想挣脱的爱情的激励。但外遇其实还是在适应一种相应的公众要求。人们愿意为了一种“生活”而把他们的愿望托付给外遇这种习惯，而且希望这种有界限约束的关系更为美好，始终不渝甚至永世长存。
这种外遇“生活”观，显然掩盖了另一些相关事实：不可避免的麻烦，心烦意乱以至精神分裂，使事情变得无法预料，不可收拾。浪漫和友谊不可避免地要碰到性乱、金钱、欲望、衰竭、生育，直至疏远和背弃这样的道德戏剧，并伴随着冷漠、渴望暴力或者忍受暴力的可怕场景。本世纪初以来，不断发展的各种公共医疗方式，都记载了大量这类爱恨交集的外遇事例。如今在美国的医疗中，从心理分析和十二步小组到少女谈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及其他更直接的场面，都充斥着外遇事件。
法学也在这一领域发挥着治疗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法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婚姻和虐待儿童案件中责任的解释。但是，在这些变化中，***仍是最有争议的。***法是治疗公共领域性征化的一剂良药，它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对性欲望的乐观主义和冷酷无情合为一体这一事实，人们已经全然忘却了。我们一再看到，有些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一个人们关系亲密的环境，特别是像大学这种人际交往密切，有大量表达感情机会的地方，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很难确定人们的行为规范。
对于现代大众传媒所关注的外遇来说，性欲和治疗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内在的了，它告诉我们，外遇建构世界，创造空间并且侵占其他关系的地盘。伴随着狂热持久行为的，是无法融为一体的清醒意识，这使得支撑其“生活”信念的恋情虽然好像强烈执着，但实际上很脆弱。这些小小的例证足以表明，最终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会有外遇；每个人对外遇都颇为熟悉(至少了解他人的不幸)；而大众对外遇事件中伤害、分裂、脆弱和爱恨交集种种情态的狂热，莫名其妙地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要求：外遇幸福的传统承诺要充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这些情况的繁难复杂，的确表明外遇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由乌托邦、乐观主义所滋养的各种各样的外遇说法，与组***类世界的规范实践、幻想、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现有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原则和领域，广泛描述外遇范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观察外遇对经验和主观范畴的特殊影响，并试图理解那些鼓励人们把日常生活和外遇统一起来的鼓吹者。研究者还追踪外遇生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事人对各种流行话语、法律、道德和统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有吸收也有排斥，而且也使公共领域的影响个人化，并产生一个幻想：超现实的、在别处的、堕落的、与己无关的集体生活，与真正的私人生活是相冲突的。这种恋情与家庭亲情、国家政策以及大众传媒所渲染的毁灭性危机一样，都产生于复杂多样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使人们公众化、并形成超个人的认同感和主观性的恋爱方式?而这些已形成的冲突，在其他一些很少成为惯例的事件中(它们可能发生在大街上，电话里，幻想中，工作时，但只是偶尔有点纪录)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外遇给这种暧昧不明的恋情赋予名称，而且提出了尺度问题，即把不稳定的个人生活纳入集体生活的轨道。
因此，这种对外遇进行重构的叙述目的，就是要界定并且解构关于公众与私人的适当关系、关于与劳动的性别观念相联系的空间这样一个流行的美国话语。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范畴是古代形成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幻想的遗留，即世界可以分成可控制空间(私人?感情方面的)和不可控制空间(公共?作为工具的)。然而，幻想可能无法描述迷恋于这种观念的持久的吸引力，因为由公众和私人描述的话语世界，历史地看，就已经构成和判定了其他从法律上按习惯对社会进行分界的基本形式，如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殖民者与殖民地，友谊与爱情，异性恋与同性恋，被忽略的个人性与种族?少数民族和阶级所标志的同一性，等等。一种简单的划界可以产生反响，使世界变得容易理解；而对像公众与私人这样的空间划分熟视无睹，使得这一系列分类的联想同样也变成了普通的主观范围内的事实。这种断裂之链提供了一个理解途径：为什么这么多的习惯通常不能与被视为外遇习惯的感情相联系。
作为身份认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公共模式，外遇的出现由来已久，对此我只能简单述及。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观念依赖于一个批判性公共话语模式的出现，它形成于并代表了与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内的公共利益。批判性公共空间的发展，依赖于等级模糊、半正规的体制，诸如沙龙、咖啡馆、传播性印刷媒体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民主的公共空间的概念因此使集体外遇具有一个公共的和社会的理想，一个根本的政治利益的理想。没有这个理想，公共空间的批判作用就不能确立。
人们如果准备对哈贝马斯所谓的家庭外遇领域作出社会批判，就要学习(从小说和报纸中)像演戏一样，面对观众，体验自己的内在生活。这就是说，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在公共和家庭之间来回迁徙的外遇愿望。但是如果诱发人们热衷于外遇的习惯制度，其出现和扩张被视为民主政体的关键，那么产生集体经验的体制，像电影和其他娱乐形式，就会把民主文化的批判诉求和获取快适的娱乐欲望混合在一起。外遇行为反理性、非体制化的方面一旦被权威地从合法民主公共空间中剔除，享乐知识(pleasure knowledge)就对集体批判意识赖以继续存在的空想理性发生了怀疑。随着坚持或放弃普遍主义集体外遇期望的少数派公众的壮大，这种发展就很可能使自认为与文化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普通大众批判的公共领域更为复杂。
因为外遇更多发生在习俗范围，而不是在国家和一种理想的公共空间中。如果我们说它出现于更为多变的恋情过程又将如何?而与外遇相联系的幻想通常最终占领了常规的空间，实际上驱使它的是一种不必用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野性力量。对于一具体空间来说，通过实践创造出它周围的空间轻而易举。这种影响个人、影响他们生存(如果不是“一种生活”的话)基础的关系，并不总是考虑可以预料的方式：国家与公民，教堂与信仰，工人与工作，作家与读者，歌曲录音，每天定时遛狗或游泳的人，拜物教徒与其商品，教师与学生，电视连续剧迷，体育发烧友以及电台、讨论会、电视、热线电话、心理分析等轻松说教节目的听众，崇拜者与名人----我(或你)都能侧身其间。这些空间的产生是相互关联的；人与习俗能够重复返回自身并产生“某种东西”，尽管这“某种东西”在历史中常常并不具有一般的、值得注意的或钦定的意义，而且也不总有积极价值。
按这种宽泛的方式看外遇，就有一种美感，一种恋爱之美，而且没有必然的形式或感情受其束缚。当某种“表现”关系超越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爱情，社会，爱国精神----而其他关系，就是说有目的的“欲望”受到怀疑或者被忽略时，就出现了标准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欲望标示出日常生活的暧昧之情：人们既想循规蹈矩又想随心所欲，既谨小慎微又无所顾忌，既想出人头地又想隐姓埋名。这种两极的能量在日常生活领域表露，而且能被心理分析所认识，但心理分析却认为它们主要不是外遇的动力，而是对外遇的威胁。同样，绕过夫妻或生活叙述的偷情欲望，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密谋策划，更不用说有极少的法律和稳定的文化空间，使这种欲望得到澄清和培养。当这种能量没有指向时，会怎么样?对眼神、姿态、邂逅、私通或激情这些东西，有没有标准?正如次要的文学一样，次要的外遇被迫发展极端的美学，以推动空间成为各各不一的姿态动作；近来到处都能听到少数派人士盼望正常状态的呼声，他们经常表达的一个愿望是，不能为拥有“一种生活”而如此艰难地去推进它。只有生活在“如果能……”的威胁性语境中，只有在这种地方，一个人自己幽灵一样的反社会性才能完全中立化；而公众自我保护的稳定力量才能升华为激情、关怀和善意的个人关系。这种愿望有充足的理由。在家中独处能感到像是在一个可控的空间，一个潜在的无冲突的世界(即使一天只有五分钟)：一个为你而建的世界。它似乎具有可以控制的规模和速率；充其量，它不过显示一个人的力量、意识和意向的作用罢了。这就导致另一个理由，夫妻形式及其派生物如此有效地吸收了关于个人和政治的批判意识：拒绝一种烂熟的“生活”叙述，会导致与另一种观念的对抗：社会压力和生活问题似乎与你私人无关，然而却是你的故事形象的核心。
我尝试在女权主义/同性恋教育的语境中思考这些问题；很多次我要我的学生解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一种情节(先有爱情，然后……)能算作“生活”?在这样的故事中----同性恋、单身汉以及其他事----那些没有或不能发现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很容易变得难以理解，甚至他们常常也不理解自己。然而谎言这种试图填抹折痕裂隙的残砖断瓦无处不在；而同时，许多创造世界的力量衰微了。反思外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重写、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能赋予当事人心灵和肉体充沛激情的修辞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历史和个人经历可能改变发展中的恋情的方向。反思外遇是为了评估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设想生活，使之比现在很多人所过的生活更有意义。
因为外遇只偶尔成为有意义之事。人们谈论性欲，是因为既需要又害怕它，但对“它”能简单赞同吗?作为欲望的例子，它动摇了那些由外遇习惯所创造并稳定化的东西；而人们经常对此感到惊讶。这种根本的抵赖得到了已取得中心地位的外遇的支持。通常，在用语言表达时，外遇那种无法言说的爱恨交集之感全凭各种托词。它受到变形话语(交往谈话)的干扰，而宁愿选择内心压抑但不动声色的平静，宁愿认为，在外遇发生之处，滔滔重复的这种感情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朋友或爱人想谈论“交往”时，在公民感到国家赞同的品质正在转变时，当新闻读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谦恭地表示他们不同意以合适的方式重铸这个世界时，当表面上不同种族和阶级的人在缓慢而拥挤的电梯里发现他们自己时，或者当学生和精神分析对象突然感到他们为求变而身处其中的语境不可信任但还不至受伤害时，在这些情况下，外遇就显示出，它自己是与缄默不语的激情、心照不宣的惯例、不言而喻而且毫无疑问的责任有关的一个故事。我们注意到，一旦外遇要对什么事负责，它也就变成了另外的事，变成了一个要求辩才的问题。现在，很难再将假定或渴望稳定的缄默本身，看成是外遇领域重新产生恐慌的问题。
这些危机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当国家、全民或个人意识到他们的现实界限受到威胁，当个人和集体道德之间的标准中介发生冲突并暴露出来，当传统场所的快乐和利益被流俗集群的政治行动所剥夺时，到处都会弥漫着焦虑感，人们不知如何确定安逸霸权遭到毁坏的责任。这种焦虑动摇了许多个人、国家和全民相互间的社会政治关系，此类情形在以前的君主国家尤为明显。而各种各样的仇恨、犯罪与苦难，以及讽刺“喜剧”作品则常常接踵而至。
特别是，整个世界对公共/私人的区分发起了挑战，从女权主义、反同性恋恐惧症、反种族主义到反贫困运动，已经在侵入外遇可理解性的最神圣的理性结构，在取消个人和集体界限，并对叙述和未来本身构成了障碍。如果不能稳定某些习惯性的东西(诸如宗法制家庭，或其它支撑个人和国家未来的再生产方式)，如果家庭和“发狂的双亲”(loco parentis)体制也就是学校和教会不再生产市民和工人，如果(因为艾滋病，全球少数国家的高死亡率，环境污染，致命的跨国剥削，持续的战争和饥饿，种族灭绝和其它的毁灭原因)一代人不再由出生年代定义，而是以创伤和死亡为标志，那么，(集体和个人的)权威、专长、继承权和记忆如何设定?(集体和个人的)未来又是怎样?创伤总是直接可感的，但当它真成为对身体的直接打击时，就好像成了一个大众媒介事件，一个听说的和目击的事件；当一个外遇关系因受到彻底摧残而更具活力时，创伤在当前的流行，就成了证明这个事件是多么丑恶的大好时机。外遇曾被假定是可以乐观看待的，还记得吗?但是，外遇也对它试图支撑的世界形象构成了威胁。
［美］劳伦.波兰特 著
单正平 译
“我没想到会这样”，是外遇的秘密悼文。外遇发生时只要极少的神情姿态暗示，双方即可沟通；但细究起来，此种沟通的根本品质却是娓娓动听，言简意赅。而且它有这样的愿望：叙述一个起初两情缱绻，终又各奔东西的故事。这种故事发生在我们熟悉而又令人愉快的朋友、夫妇和家庭结构之中，得到了被压抑而又想挣脱的爱情的激励。但外遇其实还是在适应一种相应的公众要求。人们愿意为了一种“生活”而把他们的愿望托付给外遇这种习惯，而且希望这种有界限约束的关系更为美好，始终不渝甚至永世长存。
这种外遇“生活”观，显然掩盖了另一些相关事实：不可避免的麻烦，心烦意乱以至精神分裂，使事情变得无法预料，不可收拾。浪漫和友谊不可避免地要碰到性乱、金钱、欲望、衰竭、生育，直至疏远和背弃这样的道德戏剧，并伴随着冷漠、渴望暴力或者忍受暴力的可怕场景。本世纪初以来，不断发展的各种公共医疗方式，都记载了大量这类爱恨交集的外遇事例。如今在美国的医疗中，从心理分析和十二步小组到少女谈话、电视谈话节目以及其他更直接的场面，都充斥着外遇事件。
法学也在这一领域发挥着治疗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法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婚姻和虐待儿童案件中责任的解释。但是，在这些变化中，***仍是最有争议的。***法是治疗公共领域性征化的一剂良药，它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对性欲望的乐观主义和冷酷无情合为一体这一事实，人们已经全然忘却了。我们一再看到，有些公共领域本身就是一个人们关系亲密的环境，特别是像大学这种人际交往密切，有大量表达感情机会的地方，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很难确定人们的行为规范。
对于现代大众传媒所关注的外遇来说，性欲和治疗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内在的了，它告诉我们，外遇建构世界，创造空间并且侵占其他关系的地盘。伴随着狂热持久行为的，是无法融为一体的清醒意识，这使得支撑其“生活”信念的恋情虽然好像强烈执着，但实际上很脆弱。这些小小的例证足以表明，最终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会有外遇；每个人对外遇都颇为熟悉(至少了解他人的不幸)；而大众对外遇事件中伤害、分裂、脆弱和爱恨交集种种情态的狂热，莫名其妙地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要求：外遇幸福的传统承诺要充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这些情况的繁难复杂，的确表明外遇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由乌托邦、乐观主义所滋养的各种各样的外遇说法，与组***类世界的规范实践、幻想、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现有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原则和领域，广泛描述外遇范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观察外遇对经验和主观范畴的特殊影响，并试图理解那些鼓励人们把日常生活和外遇统一起来的鼓吹者。研究者还追踪外遇生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事人对各种流行话语、法律、道德和统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有吸收也有排斥，而且也使公共领域的影响个人化，并产生一个幻想：超现实的、在别处的、堕落的、与己无关的集体生活，与真正的私人生活是相冲突的。这种恋情与家庭亲情、国家政策以及大众传媒所渲染的毁灭性危机一样，都产生于复杂多样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使人们公众化、并形成超个人的认同感和主观性的恋爱方式?而这些已形成的冲突，在其他一些很少成为惯例的事件中(它们可能发生在大街上，电话里，幻想中，工作时，但只是偶尔有点纪录)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外遇给这种暧昧不明的恋情赋予名称，而且提出了尺度问题，即把不稳定的个人生活纳入集体生活的轨道。
因此，这种对外遇进行重构的叙述目的，就是要界定并且解构关于公众与私人的适当关系、关于与劳动的性别观念相联系的空间这样一个流行的美国话语。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范畴是古代形成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幻想的遗留，即世界可以分成可控制空间(私人?感情方面的)和不可控制空间(公共?作为工具的)。然而，幻想可能无法描述迷恋于这种观念的持久的吸引力，因为由公众和私人描述的话语世界，历史地看，就已经构成和判定了其他从法律上按习惯对社会进行分界的基本形式，如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殖民者与殖民地，友谊与爱情，异性恋与同性恋，被忽略的个人性与种族?少数民族和阶级所标志的同一性，等等。一种简单的划界可以产生反响，使世界变得容易理解；而对像公众与私人这样的空间划分熟视无睹，使得这一系列分类的联想同样也变成了普通的主观范围内的事实。这种断裂之链提供了一个理解途径：为什么这么多的习惯通常不能与被视为外遇习惯的感情相联系。
作为身份认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公共模式，外遇的出现由来已久，对此我只能简单述及。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观念依赖于一个批判性公共话语模式的出现，它形成于并代表了与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内的公共利益。批判性公共空间的发展，依赖于等级模糊、半正规的体制，诸如沙龙、咖啡馆、传播性印刷媒体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民主的公共空间的概念因此使集体外遇具有一个公共的和社会的理想，一个根本的政治利益的理想。没有这个理想，公共空间的批判作用就不能确立。
人们如果准备对哈贝马斯所谓的家庭外遇领域作出社会批判，就要学习(从小说和报纸中)像演戏一样，面对观众，体验自己的内在生活。这就是说，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在公共和家庭之间来回迁徙的外遇愿望。但是如果诱发人们热衷于外遇的习惯制度，其出现和扩张被视为民主政体的关键，那么产生集体经验的体制，像电影和其他娱乐形式，就会把民主文化的批判诉求和获取快适的娱乐欲望混合在一起。外遇行为反理性、非体制化的方面一旦被权威地从合法民主公共空间中剔除，享乐知识(pleasure knowledge)就对集体批判意识赖以继续存在的空想理性发生了怀疑。随着坚持或放弃普遍主义集体外遇期望的少数派公众的壮大，这种发展就很可能使自认为与文化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普通大众批判的公共领域更为复杂。
因为外遇更多发生在习俗范围，而不是在国家和一种理想的公共空间中。如果我们说它出现于更为多变的恋情过程又将如何?而与外遇相联系的幻想通常最终占领了常规的空间，实际上驱使它的是一种不必用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野性力量。对于一具体空间来说，通过实践创造出它周围的空间轻而易举。这种影响个人、影响他们生存(如果不是“一种生活”的话)基础的关系，并不总是考虑可以预料的方式：国家与公民，教堂与信仰，工人与工作，作家与读者，歌曲录音，每天定时遛狗或游泳的人，拜物教徒与其商品，教师与学生，电视连续剧迷，体育发烧友以及电台、讨论会、电视、热线电话、心理分析等轻松说教节目的听众，崇拜者与名人----我(或你)都能侧身其间。这些空间的产生是相互关联的；人与习俗能够重复返回自身并产生“某种东西”，尽管这“某种东西”在历史中常常并不具有一般的、值得注意的或钦定的意义，而且也不总有积极价值。
按这种宽泛的方式看外遇，就有一种美感，一种恋爱之美，而且没有必然的形式或感情受其束缚。当某种“表现”关系超越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爱情，社会，爱国精神----而其他关系，就是说有目的的“欲望”受到怀疑或者被忽略时，就出现了标准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欲望标示出日常生活的暧昧之情：人们既想循规蹈矩又想随心所欲，既谨小慎微又无所顾忌，既想出人头地又想隐姓埋名。这种两极的能量在日常生活领域表露，而且能被心理分析所认识，但心理分析却认为它们主要不是外遇的动力，而是对外遇的威胁。同样，绕过夫妻或生活叙述的偷情欲望，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密谋策划，更不用说有极少的法律和稳定的文化空间，使这种欲望得到澄清和培养。当这种能量没有指向时，会怎么样?对眼神、姿态、邂逅、私通或激情这些东西，有没有标准?正如次要的文学一样，次要的外遇被迫发展极端的美学，以推动空间成为各各不一的姿态动作；近来到处都能听到少数派人士盼望正常状态的呼声，他们经常表达的一个愿望是，不能为拥有“一种生活”而如此艰难地去推进它。只有生活在“如果能……”的威胁性语境中，只有在这种地方，一个人自己幽灵一样的反社会性才能完全中立化；而公众自我保护的稳定力量才能升华为激情、关怀和善意的个人关系。这种愿望有充足的理由。在家中独处能感到像是在一个可控的空间，一个潜在的无冲突的世界(即使一天只有五分钟)：一个为你而建的世界。它似乎具有可以控制的规模和速率；充其量，它不过显示一个人的力量、意识和意向的作用罢了。这就导致另一个理由，夫妻形式及其派生物如此有效地吸收了关于个人和政治的批判意识：拒绝一种烂熟的“生活”叙述，会导致与另一种观念的对抗：社会压力和生活问题似乎与你私人无关，然而却是你的故事形象的核心。
我尝试在女权主义/同性恋教育的语境中思考这些问题；很多次我要我的学生解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一种情节(先有爱情，然后……)能算作“生活”?在这样的故事中----同性恋、单身汉以及其他事----那些没有或不能发现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很容易变得难以理解，甚至他们常常也不理解自己。然而谎言这种试图填抹折痕裂隙的残砖断瓦无处不在；而同时，许多创造世界的力量衰微了。反思外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重写、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能赋予当事人心灵和肉体充沛激情的修辞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历史和个人经历可能改变发展中的恋情的方向。反思外遇是为了评估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设想生活，使之比现在很多人所过的生活更有意义。
因为外遇只偶尔成为有意义之事。人们谈论性欲，是因为既需要又害怕它，但对“它”能简单赞同吗?作为欲望的例子，它动摇了那些由外遇习惯所创造并稳定化的东西；而人们经常对此感到惊讶。这种根本的抵赖得到了已取得中心地位的外遇的支持。通常，在用语言表达时，外遇那种无法言说的爱恨交集之感全凭各种托词。它受到变形话语(交往谈话)的干扰，而宁愿选择内心压抑但不动声色的平静，宁愿认为，在外遇发生之处，滔滔重复的这种感情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朋友或爱人想谈论“交往”时，在公民感到国家赞同的品质正在转变时，当新闻读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谦恭地表示他们不同意以合适的方式重铸这个世界时，当表面上不同种族和阶级的人在缓慢而拥挤的电梯里发现他们自己时，或者当学生和精神分析对象突然感到他们为求变而身处其中的语境不可信任但还不至受伤害时，在这些情况下，外遇就显示出，它自己是与缄默不语的激情、心照不宣的惯例、不言而喻而且毫无疑问的责任有关的一个故事。我们注意到，一旦外遇要对什么事负责，它也就变成了另外的事，变成了一个要求辩才的问题。现在，很难再将假定或渴望稳定的缄默本身，看成是外遇领域重新产生恐慌的问题。
这些危机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当国家、全民或个人意识到他们的现实界限受到威胁，当个人和集体道德之间的标准中介发生冲突并暴露出来，当传统场所的快乐和利益被流俗集群的政治行动所剥夺时，到处都会弥漫着焦虑感，人们不知如何确定安逸霸权遭到毁坏的责任。这种焦虑动摇了许多个人、国家和全民相互间的社会政治关系，此类情形在以前的君主国家尤为明显。而各种各样的仇恨、犯罪与苦难，以及讽刺“喜剧”作品则常常接踵而至。
特别是，整个世界对公共/私人的区分发起了挑战，从女权主义、反同性恋恐惧症、反种族主义到反贫困运动，已经在侵入外遇可理解性的最神圣的理性结构，在取消个人和集体界限，并对叙述和未来本身构成了障碍。如果不能稳定某些习惯性的东西(诸如宗法制家庭，或其它支撑个人和国家未来的再生产方式)，如果家庭和“发狂的双亲”(loco parentis)体制也就是学校和教会不再生产市民和工人，如果(因为艾滋病，全球少数国家的高死亡率，环境污染，致命的跨国剥削，持续的战争和饥饿，种族灭绝和其它的毁灭原因)一代人不再由出生年代定义，而是以创伤和死亡为标志，那么，(集体和个人的)权威、专长、继承权和记忆如何设定?(集体和个人的)未来又是怎样?创伤总是直接可感的，但当它真成为对身体的直接打击时，就好像成了一个大众媒介事件，一个听说的和目击的事件；当一个外遇关系因受到彻底摧残而更具活力时，创伤在当前的流行，就成了证明这个事件是多么丑恶的大好时机。外遇曾被假定是可以乐观看待的，还记得吗?但是，外遇也对它试图支撑的世界形象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