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 - 当代两性共同的困惑
当代两性共同的困惑
未 名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时代，不仅女人痛苦，男人也活得毫不轻松，即使是在两性关系这一纯属私人的领域。本世纪最后20年中，在男人使女人丧失尊严的同时，其实自己也丧失了人格尊严。原因很简单：人是动物中唯一有责任感与审美情趣并以此与动物区别的。
时代让人产生的情感困惑：
有这样一位男士：他对婚姻不满意，但不想为离婚去折腾，且已对当今那种毫无感情因素、甚至连交谈都没有的性游戏深深厌倦。这些年来他“浪迹江湖”，只想苦苦寻觅一位志趣相投的红颜知己，两人之间相濡以沫，也不排除性关系，但要谨守一个默契：以不破坏对方的家庭为限度。这种红颜知己比男性朋友要少点功利色彩，多一点浪漫与情趣。而他近几年来寻寻觅觅，曾遇到3位他觉得可发展为这种关系的女友，但最后都只落了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结果，3人都未能按他的意愿成为梦中的理想情人。这位男士富有且不乏情趣，风华正茂，自认对年轻女性应该很有吸引力，竟然发出红颜知己难觅的感叹，并产生深深的挫折感。
有人不禁要问：如果这位男士对这份友情只是求得理解，何不就做朋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如没有性关系恐怕要隽永一些。而且如果他真要碰上那么一个梦中情人，又怎能把握住自己谨守“不破坏双方家庭”的“默契”？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从古到今，人们已说过千言万语，今后只怕人们还要无休无止地说上万语千言。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用任何“理论体系”能解释清楚的话题，中国以往那么多“意识形态专家”，又有谁将这个情爱问题阐释清楚了？上述男士的心情颇有时代特色，正是时代的惶惑才让人产生这种情感的惶惑。
两性关系——时代品味的折射
20世纪是一个让人痛苦和彷徨的世纪，尤其是在传统的道德体系崩溃后新的道德体系又未建立起来之时，这种痛苦已不只是哪一个阶层，哪一种性别独特感受到的，男人和女人都同受时代的煎熬。说到底，当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其实只是时代品味的一种折射而已。
责任感的失落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特征。中国的传统儒家教育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强调男人对家庭、国家与社会的责任。50年代那种对人的净化教育，张扬了其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一面，严重扭曲了人的品格和灵魂。经过文革时期的疯狂破坏后，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被愚弄的感觉，随之陷入了一种道德虚无状态，社会性腐败更加深了人们对道德的嘲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由此而起。
对性的压抑是1949年以后的一种变态的社会现象。那时人的无性别化导致整整两代人对性缺乏正确的认识，许多人结婚生子以后都还未真正体验过“爱”的缠绵绯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掀起了一次疯狂的“补课”浪潮，所以当时人有“30不浪40浪，50正在浪尖上”的说法，指的就是那些拖住青春尾巴的人在找回“第二次青春”的情况。
如果说80年代中国人在男女两性问题上还讲点情和爱，还有人在“第三者插足”之类的问题上要死要活的话，到了90年代，男女两性问题则已到了“不能承受之轻”的地步。人们对性的要求几接近于动物，没有情感就有性关系的潮流正好与社会性腐败“交相辉映”，成为转型期一大社会景观。男人与女人的抱怨由此而起：男人抱怨女人不再纯洁，女人则认为男人缺乏责任感。于是男人对女性审美趣味堕落到纯肉体欲念，女人则只看男人是否有钱有权。这种恶劣的结果其实正是男人们和女人们互相“操练”出来的。
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这种缺乏美感的两性关系实在让人倒胃口，于是一些多少还有点“层次”的人在对“性快餐”感到魇足以后，又觉得两性关系还是要有点美学意识，不能只停留在“自然领域”中。有一位作家专门写了一篇“爱情中的交谈”（《天涯》1997年第2期），指出“在爱情中可以没有性，但不可以没有交谈”，“在爱情中性并不仅仅是性，它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并不是性，而是交谈。性在爱情中作为交谈而获得意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年那种充满爱意的交谈的深深怀念。这种心境绝不只有这位作家才有。前文提到的那位男士的无奈就是这种心境的具体表现。
反思一下我们的审美趣味
人是时代的产物，在这个缺乏高尚品味的时代，男人和女人都无奈，单纯指责男人或女人将时代要对两性关系的堕落负责并非正视事实之举。
在现代社会，对妇女的审美情趣之高低标识着这一时代文化品味的高低。众所周知，法国启蒙时代的启蒙文化就是沙龙文化，而沙龙的主持者多为法国的上层贵妇。正是这些沙龙贵妇，给了启蒙思想家以讲坛、听众和读者，刺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甚至在非常时期给予他们以帮助，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狄德罗入狱，卢梭首先想到的是向国王宠爱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求援。这种关系甚至超越国界，伏尔泰在法国有难，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伸出了救援之手，他们两人之间的通信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珍宝。在读到狄德罗的名作《哲学思想录》、《论盲人书简》时，有谁又想得到这只是当时他为应付情妇需索，信笔挥就的文章？传世之作《拉摩的侄儿》的开头语竟是这样：“我的思想就像我追逐荡妇一样……”启蒙思想家与法国上层妇女多姿多彩的关系，正是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试想想，如果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只将女人作为性对象，而不是心灵的倾诉对象，又哪儿会有这么多思想瑰宝留存于世？
也许，人们对“性快餐”的魇足，标识着反思的开始？
未 名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时代，不仅女人痛苦，男人也活得毫不轻松，即使是在两性关系这一纯属私人的领域。本世纪最后20年中，在男人使女人丧失尊严的同时，其实自己也丧失了人格尊严。原因很简单：人是动物中唯一有责任感与审美情趣并以此与动物区别的。
时代让人产生的情感困惑：
有这样一位男士：他对婚姻不满意，但不想为离婚去折腾，且已对当今那种毫无感情因素、甚至连交谈都没有的性游戏深深厌倦。这些年来他“浪迹江湖”，只想苦苦寻觅一位志趣相投的红颜知己，两人之间相濡以沫，也不排除性关系，但要谨守一个默契：以不破坏对方的家庭为限度。这种红颜知己比男性朋友要少点功利色彩，多一点浪漫与情趣。而他近几年来寻寻觅觅，曾遇到3位他觉得可发展为这种关系的女友，但最后都只落了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结果，3人都未能按他的意愿成为梦中的理想情人。这位男士富有且不乏情趣，风华正茂，自认对年轻女性应该很有吸引力，竟然发出红颜知己难觅的感叹，并产生深深的挫折感。
有人不禁要问：如果这位男士对这份友情只是求得理解，何不就做朋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如没有性关系恐怕要隽永一些。而且如果他真要碰上那么一个梦中情人，又怎能把握住自己谨守“不破坏双方家庭”的“默契”？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从古到今，人们已说过千言万语，今后只怕人们还要无休无止地说上万语千言。但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用任何“理论体系”能解释清楚的话题，中国以往那么多“意识形态专家”，又有谁将这个情爱问题阐释清楚了？上述男士的心情颇有时代特色，正是时代的惶惑才让人产生这种情感的惶惑。
两性关系——时代品味的折射
20世纪是一个让人痛苦和彷徨的世纪，尤其是在传统的道德体系崩溃后新的道德体系又未建立起来之时，这种痛苦已不只是哪一个阶层，哪一种性别独特感受到的，男人和女人都同受时代的煎熬。说到底，当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其实只是时代品味的一种折射而已。
责任感的失落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特征。中国的传统儒家教育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强调男人对家庭、国家与社会的责任。50年代那种对人的净化教育，张扬了其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一面，严重扭曲了人的品格和灵魂。经过文革时期的疯狂破坏后，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被愚弄的感觉，随之陷入了一种道德虚无状态，社会性腐败更加深了人们对道德的嘲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由此而起。
对性的压抑是1949年以后的一种变态的社会现象。那时人的无性别化导致整整两代人对性缺乏正确的认识，许多人结婚生子以后都还未真正体验过“爱”的缠绵绯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掀起了一次疯狂的“补课”浪潮，所以当时人有“30不浪40浪，50正在浪尖上”的说法，指的就是那些拖住青春尾巴的人在找回“第二次青春”的情况。
如果说80年代中国人在男女两性问题上还讲点情和爱，还有人在“第三者插足”之类的问题上要死要活的话，到了90年代，男女两性问题则已到了“不能承受之轻”的地步。人们对性的要求几接近于动物，没有情感就有性关系的潮流正好与社会性腐败“交相辉映”，成为转型期一大社会景观。男人与女人的抱怨由此而起：男人抱怨女人不再纯洁，女人则认为男人缺乏责任感。于是男人对女性审美趣味堕落到纯肉体欲念，女人则只看男人是否有钱有权。这种恶劣的结果其实正是男人们和女人们互相“操练”出来的。
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这种缺乏美感的两性关系实在让人倒胃口，于是一些多少还有点“层次”的人在对“性快餐”感到魇足以后，又觉得两性关系还是要有点美学意识，不能只停留在“自然领域”中。有一位作家专门写了一篇“爱情中的交谈”（《天涯》1997年第2期），指出“在爱情中可以没有性，但不可以没有交谈”，“在爱情中性并不仅仅是性，它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并不是性，而是交谈。性在爱情中作为交谈而获得意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年那种充满爱意的交谈的深深怀念。这种心境绝不只有这位作家才有。前文提到的那位男士的无奈就是这种心境的具体表现。
反思一下我们的审美趣味
人是时代的产物，在这个缺乏高尚品味的时代，男人和女人都无奈，单纯指责男人或女人将时代要对两性关系的堕落负责并非正视事实之举。
在现代社会，对妇女的审美情趣之高低标识着这一时代文化品味的高低。众所周知，法国启蒙时代的启蒙文化就是沙龙文化，而沙龙的主持者多为法国的上层贵妇。正是这些沙龙贵妇，给了启蒙思想家以讲坛、听众和读者，刺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甚至在非常时期给予他们以帮助，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狄德罗入狱，卢梭首先想到的是向国王宠爱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求援。这种关系甚至超越国界，伏尔泰在法国有难，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伸出了救援之手，他们两人之间的通信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珍宝。在读到狄德罗的名作《哲学思想录》、《论盲人书简》时，有谁又想得到这只是当时他为应付情妇需索，信笔挥就的文章？传世之作《拉摩的侄儿》的开头语竟是这样：“我的思想就像我追逐荡妇一样……”启蒙思想家与法国上层妇女多姿多彩的关系，正是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试想想，如果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只将女人作为性对象，而不是心灵的倾诉对象，又哪儿会有这么多思想瑰宝留存于世？
也许，人们对“性快餐”的魇足，标识着反思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