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俯瞰 - 体制改革的瓶颈：中国单位制度
体制改革的瓶颈：中国单位制度
本报记者 张隽
《中国单位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对单位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这部被学界认为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出版以后受到了国内外知识界的 关注，认为它是中国学界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即单位制度这一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报春燕。同时，本书也高居’99中国学术畅销书榜首。为此，记者对 该书的作者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单位制度》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学界和读书界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请谈谈你们写这本书的动因。
杨晓民：我们原本想做一个关于单位制度研究的个案，但随着研 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细胞和组织基础， 兼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功能的单位，不仅与我们城镇居民的 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还和国家权力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公职人员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社会 集团与个体的社区生活等等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此外，我们还强 烈地感受到，一个庞大的单位福利集团，这是一个与乡村社会有深刻 政治和经济利益分歧的集团，迫使中央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发生错位或偏离，甚至使我们市场经济的关键指标 即货币化进程政治性地减速。
记者：你怎么看待单位制度的历史地位和弊端？
杨晓民：单位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将一度在西方强大文明面前失态的 中华民族空前组织起来，凝聚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实体；二、为后来的 中央政府推进改革提供了赖以继续发展的工业及其它物质基础；三、 维护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在***后，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实践提 供了阵地。
在肯定这些功绩的同时，必须指出单位制度存在着政治、经济、 社会等诸方面的弊端。在改革触及到深层次矛盾时，单位制度就成了 改革的一个瓶颈，一个体制性或组织性障碍。可以说，不全面改革单 位制度，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失效。应该说，我 们的政府已强烈地关注到了这一层面并正逐一加以解决。比如医疗、 养老、就业、住房、户籍制度、金融体制等改革，就极大地削弱了单 位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
记者：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单位制度的变迁与政治体制改革、经 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有何内在的联系？
杨晓民：在中国长达5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执政党系统通过大 量相对分散的独立的单位组织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并 以此为轴心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功能、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和分配 体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单位制度时，首先注意到它的政治特性，主 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政治后果。可以说，单位具有一种强大 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能力。单位社会在理论上是一个身份平等的消 灭私利的社会，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在平均主义掩盖下按身份高低获 取社会资源的金字塔型社会。政府对经济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超强干预， 使得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大顽症。尽管单位制度在 体制逻辑上构成了腐败的土壤，但私有制经济同样也可滋生腐败。中 国的腐败在制度改革背景下有一种“集体共犯 的意味，根据我们的 观察，那种无处不在的腐败文化必须依靠不断增加的供给才能得以控 制。事实上，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单位社会产权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 巨大的生产力。因此只有不断增加供给，持续地进行产权结构变革， 才是控制腐败的首要内容。
中国单位社会在经济上的重要特征是：资源极度稀缺、劳动力过 剩、平均主义、高福利、低效率。因此，中国的政治问题往往与经济 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且经济问题比纯粹的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来 解决。随着城镇人口的增长，政策性就业单位迅速增加，吃财政饭的 单位职工人数持续膨胀，中央财政能力急剧下降，单位无限扩张就面 临着一系列困境，中央政府必须要改革单位体制里的各类组织，这种 改革首先从国有企业开始，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体制改革。出于 政治稳定考虑，政府对单位组织劳动力过剩和再分配这一体制性因素 的改革延迟到9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且这一改革至今仍遇到了来自单 位社会内部的顽强抵抗。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以改变旧 单位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措施不断出台，其中有票证制度、粮油统购制 度、投资制度、流通制度、价格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金 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导致政府丧失了从 经济上控制社会群体和个人活动的具体手段，使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 不断扩展，并且使隐私权、自由、民主等观念在事实上存活下来，它 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单位制度。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 次转型。20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通过市场的力量 逐步削弱、部分地瓦解了现有单位福利集团。当前中国改革已经到了 严重堵塞关口，即所谓“既得利益集团 问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实 际上就是指以单位组织成员为核心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社会特有的制 度强约束条件下，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社会结构整体性或局部转变。 研究单位制度，恰恰是以中国社会的制度性进展（制度背景、制度主 体、制度创新）作为主要线索的，这样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关于中国 社会的清醒的整体认识，最终实现从单位社会向21世纪新社会转型的 宏伟目标。
记者：你如何看待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转变的态势？
杨晓民：我们过去的单位社会是一个以政治身份为分配原则、社 会资源流动性差和政府包揽计划生产体制的身份社会，1998年以来， 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改革法规和政策，试图打通体制壁垒，从而 最终完成单位社会向21世纪后单位社会的转变。后单位社会的主要特 征是：以法制精神为准绳，以市场为主要活动场所，政府进行宏观调 控，注重个人业绩而不是身份性利益，我们也称之为“业绩社会”。
记者：当代中国的问题包含着巨大的学术容量，可惜我们学术界 对此关注得太少。作为年轻学者，你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个开拓性尝试。 请谈谈你们在此问题研究上的学术进展。
杨晓民：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单位社会。由于1949年以后 中国政府权力逐渐扩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原来意义上的社会，即相 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民间社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虽然1978年以来 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但是，对中国城镇中大多 数人而言，单位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单位对人们的生存仍然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我们无疑汲取了曾 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些知识营养，我们对此再次表示感谢。总 的来说，这部专著把中国单位研究推进了一个新阶段：一、第一次跳 出了就单位研究单位的框框，通过“单位 这个公有制的基本细胞， 我们试图以整体性、历史性的视角而不是分门别类地从政治、经济、 法律、伦理等角度分割研究中国的现实社会。二、在理论上突破了 “国家－社会 的框框，提出了单位制度的二元结构论。我们认为， 规范结构与派系结构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规范结构即单位社会中的 正式权力关系，派系结构即非正式的权力关系。规范结构是政府整合 社会的建构过程，即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控制的过程；派系 结构则是社会成员被整合后因供给不足而对规范结构的解构过程，即 个人缘于个人利益的动机抵制、曲解、利用上边的各种政策谋私利的 过程。三、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制度－社会理论。我们认为，一切社会 问题都是社会制度不完善或者不适用造成的。这种从制度出发来研究 社会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制度＋社会 范式，也即制度－社会理论。 四、参与性观察。单位制度造成的一个严重学术后果是，社会信息资 源不能共享，各种单位的上传下达成为单位人获取直接信息的重要渠 道。学者们无法从各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单位中方便地获取研究材料， 换句话说，被严重单位化了的学者们部分地丧失了替“在场者 说话 的代言人资格，其研究存在着学科与具体社会现实脱节的危险。而我 们试图以一个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采用一种带有民间色彩 的半官方的立场，从一种功利的、经济意味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 五、多个案研究。单位制度是以对中国社会的多个案分析作为实证基 础的，单位研究本身就是对中国城镇社会这一巨型个案的综合考察。
本报记者 张隽
《中国单位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对单位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这部被学界认为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出版以后受到了国内外知识界的 关注，认为它是中国学界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即单位制度这一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报春燕。同时，本书也高居’99中国学术畅销书榜首。为此，记者对 该书的作者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单位制度》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学界和读书界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请谈谈你们写这本书的动因。
杨晓民：我们原本想做一个关于单位制度研究的个案，但随着研 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细胞和组织基础， 兼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功能的单位，不仅与我们城镇居民的 个人生活息息相关，还和国家权力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体制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公职人员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社会 集团与个体的社区生活等等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此外，我们还强 烈地感受到，一个庞大的单位福利集团，这是一个与乡村社会有深刻 政治和经济利益分歧的集团，迫使中央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发生错位或偏离，甚至使我们市场经济的关键指标 即货币化进程政治性地减速。
记者：你怎么看待单位制度的历史地位和弊端？
杨晓民：单位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将一度在西方强大文明面前失态的 中华民族空前组织起来，凝聚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实体；二、为后来的 中央政府推进改革提供了赖以继续发展的工业及其它物质基础；三、 维护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在***后，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实践提 供了阵地。
在肯定这些功绩的同时，必须指出单位制度存在着政治、经济、 社会等诸方面的弊端。在改革触及到深层次矛盾时，单位制度就成了 改革的一个瓶颈，一个体制性或组织性障碍。可以说，不全面改革单 位制度，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失效。应该说，我 们的政府已强烈地关注到了这一层面并正逐一加以解决。比如医疗、 养老、就业、住房、户籍制度、金融体制等改革，就极大地削弱了单 位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
记者：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单位制度的变迁与政治体制改革、经 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有何内在的联系？
杨晓民：在中国长达5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执政党系统通过大 量相对分散的独立的单位组织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并 以此为轴心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功能、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和分配 体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单位制度时，首先注意到它的政治特性，主 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政治后果。可以说，单位具有一种强大 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能力。单位社会在理论上是一个身份平等的消 灭私利的社会，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在平均主义掩盖下按身份高低获 取社会资源的金字塔型社会。政府对经济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超强干预， 使得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大顽症。尽管单位制度在 体制逻辑上构成了腐败的土壤，但私有制经济同样也可滋生腐败。中 国的腐败在制度改革背景下有一种“集体共犯 的意味，根据我们的 观察，那种无处不在的腐败文化必须依靠不断增加的供给才能得以控 制。事实上，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单位社会产权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 巨大的生产力。因此只有不断增加供给，持续地进行产权结构变革， 才是控制腐败的首要内容。
中国单位社会在经济上的重要特征是：资源极度稀缺、劳动力过 剩、平均主义、高福利、低效率。因此，中国的政治问题往往与经济 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且经济问题比纯粹的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来 解决。随着城镇人口的增长，政策性就业单位迅速增加，吃财政饭的 单位职工人数持续膨胀，中央财政能力急剧下降，单位无限扩张就面 临着一系列困境，中央政府必须要改革单位体制里的各类组织，这种 改革首先从国有企业开始，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体制改革。出于 政治稳定考虑，政府对单位组织劳动力过剩和再分配这一体制性因素 的改革延迟到9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且这一改革至今仍遇到了来自单 位社会内部的顽强抵抗。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种以改变旧 单位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措施不断出台，其中有票证制度、粮油统购制 度、投资制度、流通制度、价格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金 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导致政府丧失了从 经济上控制社会群体和个人活动的具体手段，使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 不断扩展，并且使隐私权、自由、民主等观念在事实上存活下来，它 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单位制度。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 次转型。20年来，中国政府通过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通过市场的力量 逐步削弱、部分地瓦解了现有单位福利集团。当前中国改革已经到了 严重堵塞关口，即所谓“既得利益集团 问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实 际上就是指以单位组织成员为核心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社会特有的制 度强约束条件下，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社会结构整体性或局部转变。 研究单位制度，恰恰是以中国社会的制度性进展（制度背景、制度主 体、制度创新）作为主要线索的，这样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关于中国 社会的清醒的整体认识，最终实现从单位社会向21世纪新社会转型的 宏伟目标。
记者：你如何看待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转变的态势？
杨晓民：我们过去的单位社会是一个以政治身份为分配原则、社 会资源流动性差和政府包揽计划生产体制的身份社会，1998年以来， 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改革法规和政策，试图打通体制壁垒，从而 最终完成单位社会向21世纪后单位社会的转变。后单位社会的主要特 征是：以法制精神为准绳，以市场为主要活动场所，政府进行宏观调 控，注重个人业绩而不是身份性利益，我们也称之为“业绩社会”。
记者：当代中国的问题包含着巨大的学术容量，可惜我们学术界 对此关注得太少。作为年轻学者，你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个开拓性尝试。 请谈谈你们在此问题研究上的学术进展。
杨晓民：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单位社会。由于1949年以后 中国政府权力逐渐扩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原来意义上的社会，即相 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民间社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虽然1978年以来 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但是，对中国城镇中大多 数人而言，单位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单位对人们的生存仍然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我们无疑汲取了曾 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些知识营养，我们对此再次表示感谢。总 的来说，这部专著把中国单位研究推进了一个新阶段：一、第一次跳 出了就单位研究单位的框框，通过“单位 这个公有制的基本细胞， 我们试图以整体性、历史性的视角而不是分门别类地从政治、经济、 法律、伦理等角度分割研究中国的现实社会。二、在理论上突破了 “国家－社会 的框框，提出了单位制度的二元结构论。我们认为， 规范结构与派系结构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规范结构即单位社会中的 正式权力关系，派系结构即非正式的权力关系。规范结构是政府整合 社会的建构过程，即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控制的过程；派系 结构则是社会成员被整合后因供给不足而对规范结构的解构过程，即 个人缘于个人利益的动机抵制、曲解、利用上边的各种政策谋私利的 过程。三、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制度－社会理论。我们认为，一切社会 问题都是社会制度不完善或者不适用造成的。这种从制度出发来研究 社会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制度＋社会 范式，也即制度－社会理论。 四、参与性观察。单位制度造成的一个严重学术后果是，社会信息资 源不能共享，各种单位的上传下达成为单位人获取直接信息的重要渠 道。学者们无法从各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单位中方便地获取研究材料， 换句话说，被严重单位化了的学者们部分地丧失了替“在场者 说话 的代言人资格，其研究存在着学科与具体社会现实脱节的危险。而我 们试图以一个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的身份，采用一种带有民间色彩 的半官方的立场，从一种功利的、经济意味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 五、多个案研究。单位制度是以对中国社会的多个案分析作为实证基 础的，单位研究本身就是对中国城镇社会这一巨型个案的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