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俯瞰 - 一个人的海滩
一个人的海滩
倪梁康
临近1998岁末，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在海南举办中国现象学第五届年会。我从寒风骤起的南京来到烈日炎炎的海口，恍如来到另一个世界；自此时起方知冬夏相距其实并不遥远，它可以是六个月的等待，也可以是两个半小时的航程。
承蒙海大社科研究中心的好意，会议安排在铜鼓岭云隆度假村举办。那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会场和住所都面对着大海。阳光、沙滩、珊瑚、海浪，应有的尽有了。在到达的前两天里，由于会上紧张讨论发言，会下频繁叙旧结新。文理的、交往的氛围相对冲淡了自然的感染力。直到最后一天，在办完了交房的手续之后，才有机会一个人来到海滩边，想着在临行前再望一眼大海。
这是一个人的海滩；阴霾的天空和暗蓝的海面，连同奔腾不息的海水和岿然不动的岩石，构成了整个视野的大部。空旷的海滩上，草伞下的躺椅已被撤走，只有几只指甲盖大小的沙蟹还在为生计忙碌奔走不停，不时地将我的注意力从海天的极点引回到自己身边。
我记不得此生是否曾独自地拥有过如此之大的一块视野，也不愿去细想；回忆是老年人的特权，现在乐于做且忙于做的事情太多，大可不必去超前享用。更何况还有一个问题在烦恼着我：在吸惯了这沁人肺腑的海风之后，在经历了这几天安宁、静谧、清醇的生活之后，我怎么还能够再回到那喧嚣、嘈杂、充满浑浊汽车尾气的都市世界中去?
记得在古希腊人那里，除了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之外，对人的另一个重要的规定便是：人是习惯性的动物。在日后的发展中，习惯(ethos)这个概念实际上获得了双重的涵义，而且这个双重的涵义是相互矛盾的：当我们说人是习惯性动物时，我们可以是指：人是惰性的生物，他总是在按照业已形成的模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也可能以此来表达另一个意思：人是活性的动物，他可以通过不断的自身改变来顺应环境。这两个涵义都可以在古希腊人的“ethos”(道德、习俗)概念中找到各自的原始根据。
现在，当我即将从这个刚刚熟悉的环境回到那个早已熟悉的世界去时，习惯一词的两种意义都显现出来：由于对自然美景的容易习惯，都市生活似乎变得难以习惯起来。记得是在读《牛虻》的时候曾读到：倘若一个人能够独自面对自然而长久不厌，必定可以得知他拥有一个充实的内心世界。猜测来开会的文人学者中，设想在附近村落中找间房子住下、面对大海来测探自己内心世界之丰富程度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张祥龙兄)。当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一时兴发的感叹而已，没有必要大做文章，末了我还是会默默地回到我的蜗居，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洪流之中，无论我现在做何思想。但恰好此时萌萌邀我做一些世纪交接的思考，于是在这一个人的海滩上，便有了以下的“99独白”。
1998年末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恐怕要数“我们的二十年”。算起来从我八零年大学毕业到九九年底正好凑足二十年，应该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了。两个十年悄悄地过去，我们这代人也就默默地承认了自己进入中年。接下来的事情更可想而知：二十年之后，我们会再默默地承认自己进入老年，伴着“跨世纪人”身份的或大或小慰藉。
二十年前曾痴情地向往过未来，如今方知我们的后代实在要有比我们大得多的承受力才能面对他们所置身的时代。仅就眼下中小学生们的悬梁刺骨精神和生存竞争意识而言，便会引发不尽感慨，这里只能是欲说还休。
按理说自己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却觉得困惑的问题越来越多。若是有人对眼下最让我操心的问题是什么感兴趣，我会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答案大概会使许多提问者觉得扫兴，恰如相声演员抖了一个蹩脚的包袱。或许是因为“环境保护”、“生态哲学”、“绿党”以及其他相关的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若不是浅薄时尚的代名词，便是杞人忧天的现代版，故而常常被思想者们甚或不思者们用作调侃。
实际上，生态学的思想固然有其不成熟的地方，但与今天许多所谓的经济学理论的盲目性相比实在可以算是深刻、原本的了。我在1994年的一篇书评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economy)和‘生态学’在古希腊语中实际上是一对同义的概念，它们的共同词首eco-在古希腊语中意味着‘家’。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人类的家，那么在今天的理解中，经济学的意义应当是‘家政学’；生态学的意义应当是‘家园学’。生态学的问题要比经济学的问题更根本，更关键：若无‘家园’，谈何‘家政’?”(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2月号)这个问题在五年之后仍在牵动我的思想。
无论经济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追求的是科学的判断和结论，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虽然1998年末的经济学家们还不知1999年会发生些什么，2000年又会如何就更不得而知，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像今天的气象学专家一样大致精确地预报经济气候，这也是无须长思的问题。
因而我既不抱有“经济学作为科学是否可能”的元经济学问题，甚至也不想致力于“经济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经济理性批判问题，我的困惑完全发自于生活世界。例如1998年末，中央电视一台报道，北京一所中学的几位学生发出倡议：新年不再互寄贺卡，以保护有限的森林资源。报道还附有统计数字，每年贺卡消耗多少公顷森林的木材。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电视二台却
在报道贺卡市场潜力丰富，大有发展前途。也有统计数字，说欧美发达国家年均贺卡消耗量是多少，我国的人均消耗尚处在起步阶段云云。再有，世界能源的贫乏与危机已经是有中小学生知识水平者的基本常识。然而世界经济连同关于它的学说的尝试者们在期盼一个九九寒冬，因为对燃料的消费可以提高石油的售价!这同样不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精神的盲者才看不到这里存在的观念矛盾。但或许矛盾很快会以有利于一方的方式得到消除：据说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在二十世纪末证明自己是远优于日本式节俭主义的生活方式，因而刺激消费几乎成为全球的共识，甚至天灾人祸也成为这方面的有利契机。好像全人类都在申言一个简单的真理：“我消费，故我在。”
倘若人类在自己家园中生存了几千年之后真的开始面临“先有家政，才有家园”的怪诞与危机，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得到根本的重新审视。我虽然不赞成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单纯诠释为环境保护，但不怀疑可以从这些思想中引发出拯救大地和人类的呼声。因为环境保护问题要想不停留在摆脱各种类型生存危机的层面，就必须最终植根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理解，而海德格尔毕生所思在我看来或近或远都是围绕这个关系进行的。
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模式统领西方思维近几百年，最主要的成果便是促使或迫使当今世界存留的各种文化或多或少地接受“落后与进步”的功用性评判尺度。正因为此，主宰今日世界的是以经济思维方式、而非以生态思维方式运行的各种科学。主客体思维模式其所以在自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首先在西方成为问题，乃是因为由这个关系模式所导致的个体自我中心(或曰“求自识”)和逻辑理性中心(或曰“究虚理”)达到极致，从而再次论证着物极必反的哲理。但反过来看，这个主导模式虽然是在西方首先产生，但也首先是在那里受到置疑和扼制，这是否又说明西方思维自身仍然具有活力而不衰?或许这正是后现代思潮的积极意义所在。
不久前曾利用一次报告的机会整理思绪，想作出一个“大气磅礴”的统括，一个非现象学、甚至反现象学方式的系统回顾。我在报告里想理清一个思路：人类思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发展是从主体的自身意识到自身认识、再到自身规定的进程，这个进程接下来应当走向一门自身负责的伦理学。
在古希腊哲学中以及在所有近代以前的各种文化中，都未出现过现近代意义上的“自我”和“主体”的概念。希腊思想在埋没一千年后于西方得到复兴纯属各种因素的巧合。因此笛卡尔也是希腊哲学和希腊化哲学与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结合的偶然产物。他的“我思故我在”明确指出了希腊人曾在无意间踏上的人的自识之途。
在整个近代意识直到黑格尔的发展中，由笛卡尔的自身意识到康德的自身认识，再到费希特的自身规定(也作“人的使命”)，人类自身由沉睡期进入到清醒期。而笛卡尔一旦出现，自我意识一旦苏醒，尼采的形成便已经是必然。自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已经有一百多年过去。尼采曾预言，需要两百年的时间才能使所有欧洲人听到这个“重大的事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使他们消化并且承受这个事件。如果将上帝死了仅仅理解为基督教以及相关价值系统的终结，那么这个预言似乎已经开始应验了。但是，如果尼采的预言还进一步意味着：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将丧失它们至此为止所具有的价值，那么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验证。
尼采的出现，向西方人预示着一个价值真空时代的到来。当1900年尼采去世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也恰恰问世。胡塞尔的一生，尽管与尼采无缘，却可以看作是对尼采的回应。倘若的确没有上帝以及所有相关的绝对价值存在的话，那么人类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勇于对自身负责，不再从上帝或其他人本身以外的东西中寻找最后的遁途。如果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人类为自身负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胡塞尔本人虽然始终执着于对自身意识的理论奠基，然而他的最大实践效应恐怕还是在于指明了一门责任伦理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在胡塞尔去世六十年之后，世界的局面又有了新的变化。看起来我们如今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此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价值取向、宗教信念、文化背景。它们彼此间有可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但却各自具有其存在的权利。今日的口号是多元与断裂，而非一元与连续。反对这种相对主义主张的人仍然也存在，恰好是对这种多元的现状的一个注脚。而且他们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共识为敌，因此其呼声显得并不中听。柏拉图在《查密迪斯篇》中便讨论人对自己的理性“自制”；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以“有序”的哲思者作为其沉思对话的前提对象。而今这都已被或明确或隐含地视作属于传统的东西。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海德格尔。他在解构主客体关系模式的同时也动摇了以此模式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思维中的逻辑理性主义和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取向。海德格尔的解构途径主要是想回溯到比主客体关系模式更本原的思维起点上去。他把这个起点也称作“存在理解”。而迷失在主客体模式中并主宰着世界潮流的近代思维在他看来仅仅停留在存在者的层面。
法国思想家莱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主体、客体)可以用名词和名词化的分词来翻译，而它们的“存在”事业本身则应当通过一个动词来翻译。这个诠释无疑可以为存在之谜提供一个解答的方向。我也很欣赏赵汀阳的说法“存在就是做事”。这和歌德所说的“太初有为”以及费希特倡导的“行动哲学”相应和。但我不会跟随汀阳申言“存在就是所做的事”，因为这有将存在扩展到存在者领域之嫌。各种习俗、价值、观念、上帝、意识形态，包括被做出来的世界本身，都属于所做之事的范围。
对哲学史的这个回顾表明，人类的自身意识在经历了漫长的沉睡和艰难的苏醒之后已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清醒状态之中，试图使人类回到沉睡主题的想法是幼稚而荒谬的。眼下的所有思想努力都必须以人类自身意识的清醒状态为出发点和前提，这些努力也包括对近代思维模式之克服的努力。
而近代思维模式所留下的教训似乎在于，我们往往过多地着迷于所做的事情或存在者，从而忽略了对做事本身或存在的关心。这句话的含义实际上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深邃，它在许多思想家那里曾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还在读大学时便知道马克思曾有异化之说，当时似懂非懂，只是觉得所有那些本来是自己的东西都不应当反过来迷惑自己、压迫自己，否则便是异化。以后又读了现象学，知道我们常常关注于被构造者而忽略构造本身，或者说，常常会将陌生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而且更容易将自己的东西看作是 陌生的。后一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别无二致。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专注于所做之事，最后才发现“我手上有血”。如果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学以外的事情，诸如伦理学的问题或生态学的问题，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课题范围，他们必定是或多或少地忘记了这个教训。
明白了做事本身比任何所做的事情更本原，也就应当会明白做事者自身的责任。我相信一门可能的“责任伦理学”所包含的远不只是一个生态学原理，即“每一代人满足他们需要而不危害未来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然而纵使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看起来对大多数人都还很陌生、遥远。每一代人好像并不一定会知道自己究竟需求什么!
记得在中学毕业前后读过一些苏联当代文学的作品，其中的一本叫《你到底要什么?》。当时似乎并无很深印象，甚至连里面的人名都没有记住，但不知何故，以后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会不时地被唤入记忆，每每让我反思自己“到底要什么”。很想找来再读一遍，却始终寻而不得。愿借此一角做一寻书启事。
再回到前面的“不惑”上去：无论如何，如今人过四十，若真有所不惑，恐怕也就在于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你到底要什么”问题的答案，知道了“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梭罗)，同时希望能以此与同龄人、同代人共勉。
我曾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负责的时代”吗?既然有幸身为跨世纪人，也就期待着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样一个时代。
从本性上相信，人的自身认识可以导致自身负责，因而还不想认同海德格尔所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助我们!”
倪梁康，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现象学及其效应》等。
倪梁康
临近1998岁末，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在海南举办中国现象学第五届年会。我从寒风骤起的南京来到烈日炎炎的海口，恍如来到另一个世界；自此时起方知冬夏相距其实并不遥远，它可以是六个月的等待，也可以是两个半小时的航程。
承蒙海大社科研究中心的好意，会议安排在铜鼓岭云隆度假村举办。那是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会场和住所都面对着大海。阳光、沙滩、珊瑚、海浪，应有的尽有了。在到达的前两天里，由于会上紧张讨论发言，会下频繁叙旧结新。文理的、交往的氛围相对冲淡了自然的感染力。直到最后一天，在办完了交房的手续之后，才有机会一个人来到海滩边，想着在临行前再望一眼大海。
这是一个人的海滩；阴霾的天空和暗蓝的海面，连同奔腾不息的海水和岿然不动的岩石，构成了整个视野的大部。空旷的海滩上，草伞下的躺椅已被撤走，只有几只指甲盖大小的沙蟹还在为生计忙碌奔走不停，不时地将我的注意力从海天的极点引回到自己身边。
我记不得此生是否曾独自地拥有过如此之大的一块视野，也不愿去细想；回忆是老年人的特权，现在乐于做且忙于做的事情太多，大可不必去超前享用。更何况还有一个问题在烦恼着我：在吸惯了这沁人肺腑的海风之后，在经历了这几天安宁、静谧、清醇的生活之后，我怎么还能够再回到那喧嚣、嘈杂、充满浑浊汽车尾气的都市世界中去?
记得在古希腊人那里，除了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之外，对人的另一个重要的规定便是：人是习惯性的动物。在日后的发展中，习惯(ethos)这个概念实际上获得了双重的涵义，而且这个双重的涵义是相互矛盾的：当我们说人是习惯性动物时，我们可以是指：人是惰性的生物，他总是在按照业已形成的模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也可能以此来表达另一个意思：人是活性的动物，他可以通过不断的自身改变来顺应环境。这两个涵义都可以在古希腊人的“ethos”(道德、习俗)概念中找到各自的原始根据。
现在，当我即将从这个刚刚熟悉的环境回到那个早已熟悉的世界去时，习惯一词的两种意义都显现出来：由于对自然美景的容易习惯，都市生活似乎变得难以习惯起来。记得是在读《牛虻》的时候曾读到：倘若一个人能够独自面对自然而长久不厌，必定可以得知他拥有一个充实的内心世界。猜测来开会的文人学者中，设想在附近村落中找间房子住下、面对大海来测探自己内心世界之丰富程度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张祥龙兄)。当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一时兴发的感叹而已，没有必要大做文章，末了我还是会默默地回到我的蜗居，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洪流之中，无论我现在做何思想。但恰好此时萌萌邀我做一些世纪交接的思考，于是在这一个人的海滩上，便有了以下的“99独白”。
1998年末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恐怕要数“我们的二十年”。算起来从我八零年大学毕业到九九年底正好凑足二十年，应该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了。两个十年悄悄地过去，我们这代人也就默默地承认了自己进入中年。接下来的事情更可想而知：二十年之后，我们会再默默地承认自己进入老年，伴着“跨世纪人”身份的或大或小慰藉。
二十年前曾痴情地向往过未来，如今方知我们的后代实在要有比我们大得多的承受力才能面对他们所置身的时代。仅就眼下中小学生们的悬梁刺骨精神和生存竞争意识而言，便会引发不尽感慨，这里只能是欲说还休。
按理说自己已经进入不惑之年，却觉得困惑的问题越来越多。若是有人对眼下最让我操心的问题是什么感兴趣，我会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答案大概会使许多提问者觉得扫兴，恰如相声演员抖了一个蹩脚的包袱。或许是因为“环境保护”、“生态哲学”、“绿党”以及其他相关的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说若不是浅薄时尚的代名词，便是杞人忧天的现代版，故而常常被思想者们甚或不思者们用作调侃。
实际上，生态学的思想固然有其不成熟的地方，但与今天许多所谓的经济学理论的盲目性相比实在可以算是深刻、原本的了。我在1994年的一篇书评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economy)和‘生态学’在古希腊语中实际上是一对同义的概念，它们的共同词首eco-在古希腊语中意味着‘家’。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人类的家，那么在今天的理解中，经济学的意义应当是‘家政学’；生态学的意义应当是‘家园学’。生态学的问题要比经济学的问题更根本，更关键：若无‘家园’，谈何‘家政’?”(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12月号)这个问题在五年之后仍在牵动我的思想。
无论经济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追求的是科学的判断和结论，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虽然1998年末的经济学家们还不知1999年会发生些什么，2000年又会如何就更不得而知，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像今天的气象学专家一样大致精确地预报经济气候，这也是无须长思的问题。
因而我既不抱有“经济学作为科学是否可能”的元经济学问题，甚至也不想致力于“经济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经济理性批判问题，我的困惑完全发自于生活世界。例如1998年末，中央电视一台报道，北京一所中学的几位学生发出倡议：新年不再互寄贺卡，以保护有限的森林资源。报道还附有统计数字，每年贺卡消耗多少公顷森林的木材。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电视二台却
在报道贺卡市场潜力丰富，大有发展前途。也有统计数字，说欧美发达国家年均贺卡消耗量是多少，我国的人均消耗尚处在起步阶段云云。再有，世界能源的贫乏与危机已经是有中小学生知识水平者的基本常识。然而世界经济连同关于它的学说的尝试者们在期盼一个九九寒冬，因为对燃料的消费可以提高石油的售价!这同样不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精神的盲者才看不到这里存在的观念矛盾。但或许矛盾很快会以有利于一方的方式得到消除：据说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在二十世纪末证明自己是远优于日本式节俭主义的生活方式，因而刺激消费几乎成为全球的共识，甚至天灾人祸也成为这方面的有利契机。好像全人类都在申言一个简单的真理：“我消费，故我在。”
倘若人类在自己家园中生存了几千年之后真的开始面临“先有家政，才有家园”的怪诞与危机，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得到根本的重新审视。我虽然不赞成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单纯诠释为环境保护，但不怀疑可以从这些思想中引发出拯救大地和人类的呼声。因为环境保护问题要想不停留在摆脱各种类型生存危机的层面，就必须最终植根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理解，而海德格尔毕生所思在我看来或近或远都是围绕这个关系进行的。
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模式统领西方思维近几百年，最主要的成果便是促使或迫使当今世界存留的各种文化或多或少地接受“落后与进步”的功用性评判尺度。正因为此，主宰今日世界的是以经济思维方式、而非以生态思维方式运行的各种科学。主客体思维模式其所以在自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首先在西方成为问题，乃是因为由这个关系模式所导致的个体自我中心(或曰“求自识”)和逻辑理性中心(或曰“究虚理”)达到极致，从而再次论证着物极必反的哲理。但反过来看，这个主导模式虽然是在西方首先产生，但也首先是在那里受到置疑和扼制，这是否又说明西方思维自身仍然具有活力而不衰?或许这正是后现代思潮的积极意义所在。
不久前曾利用一次报告的机会整理思绪，想作出一个“大气磅礴”的统括，一个非现象学、甚至反现象学方式的系统回顾。我在报告里想理清一个思路：人类思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发展是从主体的自身意识到自身认识、再到自身规定的进程，这个进程接下来应当走向一门自身负责的伦理学。
在古希腊哲学中以及在所有近代以前的各种文化中，都未出现过现近代意义上的“自我”和“主体”的概念。希腊思想在埋没一千年后于西方得到复兴纯属各种因素的巧合。因此笛卡尔也是希腊哲学和希腊化哲学与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结合的偶然产物。他的“我思故我在”明确指出了希腊人曾在无意间踏上的人的自识之途。
在整个近代意识直到黑格尔的发展中，由笛卡尔的自身意识到康德的自身认识，再到费希特的自身规定(也作“人的使命”)，人类自身由沉睡期进入到清醒期。而笛卡尔一旦出现，自我意识一旦苏醒，尼采的形成便已经是必然。自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已经有一百多年过去。尼采曾预言，需要两百年的时间才能使所有欧洲人听到这个“重大的事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使他们消化并且承受这个事件。如果将上帝死了仅仅理解为基督教以及相关价值系统的终结，那么这个预言似乎已经开始应验了。但是，如果尼采的预言还进一步意味着：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将丧失它们至此为止所具有的价值，那么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验证。
尼采的出现，向西方人预示着一个价值真空时代的到来。当1900年尼采去世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也恰恰问世。胡塞尔的一生，尽管与尼采无缘，却可以看作是对尼采的回应。倘若的确没有上帝以及所有相关的绝对价值存在的话，那么人类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勇于对自身负责，不再从上帝或其他人本身以外的东西中寻找最后的遁途。如果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人类为自身负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胡塞尔本人虽然始终执着于对自身意识的理论奠基，然而他的最大实践效应恐怕还是在于指明了一门责任伦理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在胡塞尔去世六十年之后，世界的局面又有了新的变化。看起来我们如今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此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价值取向、宗教信念、文化背景。它们彼此间有可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但却各自具有其存在的权利。今日的口号是多元与断裂，而非一元与连续。反对这种相对主义主张的人仍然也存在，恰好是对这种多元的现状的一个注脚。而且他们必须以大多数人的共识为敌，因此其呼声显得并不中听。柏拉图在《查密迪斯篇》中便讨论人对自己的理性“自制”；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以“有序”的哲思者作为其沉思对话的前提对象。而今这都已被或明确或隐含地视作属于传统的东西。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海德格尔。他在解构主客体关系模式的同时也动摇了以此模式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思维中的逻辑理性主义和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取向。海德格尔的解构途径主要是想回溯到比主客体关系模式更本原的思维起点上去。他把这个起点也称作“存在理解”。而迷失在主客体模式中并主宰着世界潮流的近代思维在他看来仅仅停留在存在者的层面。
法国思想家莱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主体、客体)可以用名词和名词化的分词来翻译，而它们的“存在”事业本身则应当通过一个动词来翻译。这个诠释无疑可以为存在之谜提供一个解答的方向。我也很欣赏赵汀阳的说法“存在就是做事”。这和歌德所说的“太初有为”以及费希特倡导的“行动哲学”相应和。但我不会跟随汀阳申言“存在就是所做的事”，因为这有将存在扩展到存在者领域之嫌。各种习俗、价值、观念、上帝、意识形态，包括被做出来的世界本身，都属于所做之事的范围。
对哲学史的这个回顾表明，人类的自身意识在经历了漫长的沉睡和艰难的苏醒之后已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清醒状态之中，试图使人类回到沉睡主题的想法是幼稚而荒谬的。眼下的所有思想努力都必须以人类自身意识的清醒状态为出发点和前提，这些努力也包括对近代思维模式之克服的努力。
而近代思维模式所留下的教训似乎在于，我们往往过多地着迷于所做的事情或存在者，从而忽略了对做事本身或存在的关心。这句话的含义实际上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深邃，它在许多思想家那里曾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还在读大学时便知道马克思曾有异化之说，当时似懂非懂，只是觉得所有那些本来是自己的东西都不应当反过来迷惑自己、压迫自己，否则便是异化。以后又读了现象学，知道我们常常关注于被构造者而忽略构造本身，或者说，常常会将陌生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而且更容易将自己的东西看作是 陌生的。后一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别无二致。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专注于所做之事，最后才发现“我手上有血”。如果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学以外的事情，诸如伦理学的问题或生态学的问题，不属于他们考虑的课题范围，他们必定是或多或少地忘记了这个教训。
明白了做事本身比任何所做的事情更本原，也就应当会明白做事者自身的责任。我相信一门可能的“责任伦理学”所包含的远不只是一个生态学原理，即“每一代人满足他们需要而不危害未来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然而纵使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看起来对大多数人都还很陌生、遥远。每一代人好像并不一定会知道自己究竟需求什么!
记得在中学毕业前后读过一些苏联当代文学的作品，其中的一本叫《你到底要什么?》。当时似乎并无很深印象，甚至连里面的人名都没有记住，但不知何故，以后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会不时地被唤入记忆，每每让我反思自己“到底要什么”。很想找来再读一遍，却始终寻而不得。愿借此一角做一寻书启事。
再回到前面的“不惑”上去：无论如何，如今人过四十，若真有所不惑，恐怕也就在于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你到底要什么”问题的答案，知道了“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梭罗)，同时希望能以此与同龄人、同代人共勉。
我曾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负责的时代”吗?既然有幸身为跨世纪人，也就期待着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样一个时代。
从本性上相信，人的自身认识可以导致自身负责，因而还不想认同海德格尔所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助我们!”
倪梁康，学者，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现象学及其效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