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俯瞰 - 中国传统：剥离与诘问
中国传统：剥离与诘问
陈家琪
昨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了你对前几篇《旅法笔记》的看法，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法国所看到的一切，几乎都是闭着眼在看——用心去读。卡尔维诺曾说，人有两种想象过程，一种始于词语，达到视觉形象；再一种始于视觉形象，达到语言表现。我觉得我是始于词语，达到语言表现。全部想象力和思想都纠缠在词语上。而且这里的词语绝对指的是汉语，尽管我有时也不得不用英语进行阅读理解；我估计法语对你来说也这样，哪怕你住在法国。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而且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当我在读法兰西这本大书时，总也从中国的传统与现状这一巨大的文化背景下走不出来。我是真正在用一个中国人的“心”去感悟、体会所见所闻的一切，而且在每天的日记中，总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确实不需要到孔子、孟子、老子或王阳明、朱熹那里去读——除非你要做这方面的学问，因为它就活在我们的身边，流动在我们的血液中。孔子当年所遇到的一切(如礼崩乐坏)和所想到的解决途径(如克已复礼)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遇到和所想如此解决的。如果说历史真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解决办法不再单纯着眼于秩序、道德、修养，而是更多具有了注重实效、目的、后果的倾向，这等于宣告了自孔孟以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终结，于是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技术性操作。而这几年经济的繁荣也确实从纯技术的层面给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人的奋斗目标提供着动力资源。
说到动力，我们曾多次讨论过法国乃至西方人的生存意志，包括信仰的力量、新教伦理、个人主义、道德多元、享乐或知足、正义论或***观念等等。前几天重翻了一下我的笔记，发现在一个地方记载着我从许多地方摘录并经过我整理后的一些见解，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大体上比较成形的看法，现在也写给你供你参考。
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三国演义》开头的这几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与合或统一与分裂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循环常态，在此循环中，几乎看不到任何进步的影子。但人们依旧生生不息地奋斗着、努力着，而且目的就是使“分”成为“合”或使“合”成为“分”。这中间到底是靠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在运转呢？
就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而言，《东方》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专论中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这一特征所具有的意义。中国家庭，有两个因素最重要，一是权威，二是财产。中国对这两个因素的继承方式，是让长子继承权威而让诸子平分财产。于是有了权威与财产相互分离的可能：财产如果平均分配，权威势必受到削弱；于是家长 (权威)就会通过剥夺财产来对家庭成员(或臣子)进行财产再分配以进行奖惩。但无论怎么分，如果凡家庭成员就都有一份的话，权威就仍会感受到威胁，因为说到底，权威的合法性来历不明。所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比如借助于道德口号，强调“孝”或“忠”等等；总之要给权威的合法性找到个超出血缘关系之外的道德基础。同时又因为彻底的平均分配并不可能(平均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或主流，其余都是由此而旁生出来的)，加上权威不可避免的腐败，所以在强调忠孝的同时，也让人们“忍”、“让”，还有“知足常乐”、“难得糊涂”之类的格言。这里的两难在于：无论如何，忠孝总是绝对的，第一位的；但财产若分配不均又可“革命”，所以又说“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就给一次又一次的“内乱”埋下了祸根。文章中说，有的家族尽量拖延着不分配财产(不分家)，就是怕引起争斗，甚至拖到十世同堂的地步；而在表面的“忠孝”和服从下，又免不了迂回曲折地多吃多占。这就有了类似于“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文化现象。所以中国群体中权威与财产分离(西方靠遗嘱，不涉及权威，主要是财产；日本则把权威与财产同时传与一人，而且不一定是长子)导致群体内部争斗。中国群体靠四个因素维持：权威、道德、平均分配和血缘关系。血缘关系表示合群，中国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不愿离开群体(只要在群体中就有一份，就如一旦成了“公家人”就必有一碗饭吃一样)，但真正的平均分配又是不可能的。在道德(忠孝)规范的制约下，冲突可以避免，却更多转化为算计性行为(如勾心斗角、多吃多占等等)，于是使大规模的“分”演化为在“合”这一外衣下的“内耗”。国有企业的活力就差不多是这样耗尽了的。
就人与人的政治关系而言，意识形态(比如忠孝)总要求着思想观念上的一致，这也是中国人合群的一面。但中国人又相信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宗派性关系中才安全，才能维护自己本该得到的利益(如财产均分)。而这种宗派关系恰恰构成对“共识”与“合群”的最大威胁。这也是我点评《水浒传》时特别着力的一个方面，一百单八将亲如一家，但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里有更小的圈子，谁都相信只有在更小的圈子里，别人才真把自己当“亲兄弟”；这种情况在朝廷里也一样，蔡、童、高、杨“四大奸臣”之间的关系更是各建立各自的小圈子。白鲁恂1981年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政治的动力》，就指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动力即来自于共识、合群与特殊的宗派性利益的冲突。
就人与人的文化关系而言，有一篇文章(作者和出处忘了)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包括六个方面：家族主义、尊老、人情主义、礼貌、脸面、男性主义。其中脸面二字为核心，因为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
作者把“脸面”二字作了区分：“脸”和个体行为关系大，集中体现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面子”和社会互动关系大，偏向互动的关系状况；“脸”在字义上表示人身体的一部分，“面子”则表示关系；“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而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面子”是这一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效果或地位；中国人做人的重点不在自己的人格、品格(权且以“脸”喻之)，而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权且以“面子”喻之)上。与此相关的还有
“情”与“理”的关系，重“情”抑“理”也就是重面子、重关系而抑利益、抑是非，因为“情”更多偏向于“礼”及一切形式化的应酬和交际。总之为了“情面”(可以扩展为实际需要、功利目的)使人不得不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说些或做些有违于自己真实意见或感受的话与事，而一旦失去了“面子”，当然也就可以“不要脸”，不顾一切或破罐子破摔。
这三重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人际交往中的文化心理)都不是指某些经验事实，而是就一种生存中的意义整体而言的；这意义整体毫无疑问不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至少不是客观现实的全部，它只是人与人在话语交往中主观构拟的一种“现实”，对这种现实的“直观”取决于我们各自心中的认知模型，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或立场；也只有当我们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有此角度或立场时，生活中的经验才起到了佐证作用，否则，哪怕在同一环境中，人与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好多年未见了，你又生活在法国，但谈起来仍那么投机，可见对人脑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经验事实，而是符号(幸好我们都在用汉语表达)所向我们透露出的意义整体以及我们在反问自身时所能寻找到的经验事实，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经验事实才是“有意义”的。
我想特别说一下，尽管就这三重关系而言，我更多看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做褒贬取舍(其实也取舍不了)。记得在法国时，我的话题大多围绕着存在(是)与价值(应是)的剥离而展开。现在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涉及到三重剥离：一是存在与价值，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科学发现、制度改革，三是一个人所信仰的学说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比如做了什么事或怎么做的等等。这后两点也很重要，因为在讨论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科技进步以及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时，许多人都归咎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再比如，“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国家至上主义、集权主义)的信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我们当初投身“文革”和高喊“造反有理”与打老师、剃光头、污辱人并无必然联系一样，任何学说都不能为***妇女、体罚肉体、折磨精神提供辩护。甚至就连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与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和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踏上去滚一滚不是同一回事。也许现实生活中不易避免，但在理论探讨上却一定要有所剥离。剥离是对关系的剥离，为的是就事论事。我不是说信仰、理论、观念与行为之间没有关系，而是说没有必然关系，必然关系也只是一种与信仰、理论、观念有关的说法。一种信仰、理论、观念是如何与某种行为之间具有了被说成的必然关系，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只有通过层层剥离，我们才可能更多诘问，在诘问中探究到底是哪些经验事实使我们直观到了一种近似于意义整体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向意义整体提问，作出如上述那样三重关系的分析时，其实只是想使已在直观中有所把握的意义整体分解为有关联的方面或片断，使之更成为理性的而非直观的把握对象。不知道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但它确是我在人的认知、表达上近来才获得的收获，而且这收获主要来自现象学。
祝一切都好。
陈家琪
昨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了你对前几篇《旅法笔记》的看法，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法国所看到的一切，几乎都是闭着眼在看——用心去读。卡尔维诺曾说，人有两种想象过程，一种始于词语，达到视觉形象；再一种始于视觉形象，达到语言表现。我觉得我是始于词语，达到语言表现。全部想象力和思想都纠缠在词语上。而且这里的词语绝对指的是汉语，尽管我有时也不得不用英语进行阅读理解；我估计法语对你来说也这样，哪怕你住在法国。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而且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当我在读法兰西这本大书时，总也从中国的传统与现状这一巨大的文化背景下走不出来。我是真正在用一个中国人的“心”去感悟、体会所见所闻的一切，而且在每天的日记中，总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确实不需要到孔子、孟子、老子或王阳明、朱熹那里去读——除非你要做这方面的学问，因为它就活在我们的身边，流动在我们的血液中。孔子当年所遇到的一切(如礼崩乐坏)和所想到的解决途径(如克已复礼)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遇到和所想如此解决的。如果说历史真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解决办法不再单纯着眼于秩序、道德、修养，而是更多具有了注重实效、目的、后果的倾向，这等于宣告了自孔孟以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终结，于是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技术性操作。而这几年经济的繁荣也确实从纯技术的层面给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人的奋斗目标提供着动力资源。
说到动力，我们曾多次讨论过法国乃至西方人的生存意志，包括信仰的力量、新教伦理、个人主义、道德多元、享乐或知足、正义论或***观念等等。前几天重翻了一下我的笔记，发现在一个地方记载着我从许多地方摘录并经过我整理后的一些见解，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大体上比较成形的看法，现在也写给你供你参考。
中国历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三国演义》开头的这几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与合或统一与分裂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循环常态，在此循环中，几乎看不到任何进步的影子。但人们依旧生生不息地奋斗着、努力着，而且目的就是使“分”成为“合”或使“合”成为“分”。这中间到底是靠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在运转呢？
就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而言，《东方》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专论中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这一特征所具有的意义。中国家庭，有两个因素最重要，一是权威，二是财产。中国对这两个因素的继承方式，是让长子继承权威而让诸子平分财产。于是有了权威与财产相互分离的可能：财产如果平均分配，权威势必受到削弱；于是家长 (权威)就会通过剥夺财产来对家庭成员(或臣子)进行财产再分配以进行奖惩。但无论怎么分，如果凡家庭成员就都有一份的话，权威就仍会感受到威胁，因为说到底，权威的合法性来历不明。所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比如借助于道德口号，强调“孝”或“忠”等等；总之要给权威的合法性找到个超出血缘关系之外的道德基础。同时又因为彻底的平均分配并不可能(平均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或主流，其余都是由此而旁生出来的)，加上权威不可避免的腐败，所以在强调忠孝的同时，也让人们“忍”、“让”，还有“知足常乐”、“难得糊涂”之类的格言。这里的两难在于：无论如何，忠孝总是绝对的，第一位的；但财产若分配不均又可“革命”，所以又说“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就给一次又一次的“内乱”埋下了祸根。文章中说，有的家族尽量拖延着不分配财产(不分家)，就是怕引起争斗，甚至拖到十世同堂的地步；而在表面的“忠孝”和服从下，又免不了迂回曲折地多吃多占。这就有了类似于“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文化现象。所以中国群体中权威与财产分离(西方靠遗嘱，不涉及权威，主要是财产；日本则把权威与财产同时传与一人，而且不一定是长子)导致群体内部争斗。中国群体靠四个因素维持：权威、道德、平均分配和血缘关系。血缘关系表示合群，中国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不愿离开群体(只要在群体中就有一份，就如一旦成了“公家人”就必有一碗饭吃一样)，但真正的平均分配又是不可能的。在道德(忠孝)规范的制约下，冲突可以避免，却更多转化为算计性行为(如勾心斗角、多吃多占等等)，于是使大规模的“分”演化为在“合”这一外衣下的“内耗”。国有企业的活力就差不多是这样耗尽了的。
就人与人的政治关系而言，意识形态(比如忠孝)总要求着思想观念上的一致，这也是中国人合群的一面。但中国人又相信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宗派性关系中才安全，才能维护自己本该得到的利益(如财产均分)。而这种宗派关系恰恰构成对“共识”与“合群”的最大威胁。这也是我点评《水浒传》时特别着力的一个方面，一百单八将亲如一家，但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里有更小的圈子，谁都相信只有在更小的圈子里，别人才真把自己当“亲兄弟”；这种情况在朝廷里也一样，蔡、童、高、杨“四大奸臣”之间的关系更是各建立各自的小圈子。白鲁恂1981年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政治的动力》，就指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动力即来自于共识、合群与特殊的宗派性利益的冲突。
就人与人的文化关系而言，有一篇文章(作者和出处忘了)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包括六个方面：家族主义、尊老、人情主义、礼貌、脸面、男性主义。其中脸面二字为核心，因为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
作者把“脸面”二字作了区分：“脸”和个体行为关系大，集中体现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面子”和社会互动关系大，偏向互动的关系状况；“脸”在字义上表示人身体的一部分，“面子”则表示关系；“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而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面子”是这一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效果或地位；中国人做人的重点不在自己的人格、品格(权且以“脸”喻之)，而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权且以“面子”喻之)上。与此相关的还有
“情”与“理”的关系，重“情”抑“理”也就是重面子、重关系而抑利益、抑是非，因为“情”更多偏向于“礼”及一切形式化的应酬和交际。总之为了“情面”(可以扩展为实际需要、功利目的)使人不得不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说些或做些有违于自己真实意见或感受的话与事，而一旦失去了“面子”，当然也就可以“不要脸”，不顾一切或破罐子破摔。
这三重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人际交往中的文化心理)都不是指某些经验事实，而是就一种生存中的意义整体而言的；这意义整体毫无疑问不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至少不是客观现实的全部，它只是人与人在话语交往中主观构拟的一种“现实”，对这种现实的“直观”取决于我们各自心中的认知模型，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或立场；也只有当我们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有此角度或立场时，生活中的经验才起到了佐证作用，否则，哪怕在同一环境中，人与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好多年未见了，你又生活在法国，但谈起来仍那么投机，可见对人脑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经验事实，而是符号(幸好我们都在用汉语表达)所向我们透露出的意义整体以及我们在反问自身时所能寻找到的经验事实，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经验事实才是“有意义”的。
我想特别说一下，尽管就这三重关系而言，我更多看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做褒贬取舍(其实也取舍不了)。记得在法国时，我的话题大多围绕着存在(是)与价值(应是)的剥离而展开。现在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涉及到三重剥离：一是存在与价值，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科学发现、制度改革，三是一个人所信仰的学说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比如做了什么事或怎么做的等等。这后两点也很重要，因为在讨论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科技进步以及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时，许多人都归咎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再比如，“国家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国家至上主义、集权主义)的信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我们当初投身“文革”和高喊“造反有理”与打老师、剃光头、污辱人并无必然联系一样，任何学说都不能为***妇女、体罚肉体、折磨精神提供辩护。甚至就连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与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和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踏上去滚一滚不是同一回事。也许现实生活中不易避免，但在理论探讨上却一定要有所剥离。剥离是对关系的剥离，为的是就事论事。我不是说信仰、理论、观念与行为之间没有关系，而是说没有必然关系，必然关系也只是一种与信仰、理论、观念有关的说法。一种信仰、理论、观念是如何与某种行为之间具有了被说成的必然关系，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只有通过层层剥离，我们才可能更多诘问，在诘问中探究到底是哪些经验事实使我们直观到了一种近似于意义整体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向意义整体提问，作出如上述那样三重关系的分析时，其实只是想使已在直观中有所把握的意义整体分解为有关联的方面或片断，使之更成为理性的而非直观的把握对象。不知道我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但它确是我在人的认知、表达上近来才获得的收获，而且这收获主要来自现象学。
祝一切都好。